一座城与传销的战争:来宾市政府下战书,2年清走十万传销者

赵康丽 2017-08-21 08:42:29

来宾市与“传销佬”的战争,是在2011年8月11日之后全面打响的,此后的2年间,约10万传销人员从这里被遣返,他们走后再也没有回来。

来宾市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的一座城市,曾以“传销天堂”闻名。2007年到2011年,是传销在这里最为猖獗的一段时期。那时大街上穿西装,说普通话的外地人随处可见,他们在当地人口中,名叫“传销佬”。

实际上,早在2003年来宾市建市之初,传销人员就已经悄然流入了这座城市。一名当地人士告诉澎湃新闻(www.thepaper.cn),这些传销者的到来,曾在短时间内,为来宾带来了一片“繁荣”的假象,“但很快问题也出现了。”

据当地公安机关统计,在2004年到2007年,来宾市因传销诱发的暴力刑事案件约190起,来宾市随即抽调各相关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打击遏制传销。但他们最初对于传销的打击,陷入了“遣而不散,打而不绝”的困境。

到2011年,来宾的传销人员已逐步递增至近10万人之众。 同年8月11日,随着媒体的曝光,来宾“传销天堂”的名号传至全国。

来宾市时任政法委副书记周湘华介绍,这次的曝光事件成为来宾市打击传销的分水岭,市政府随后发布了严厉打击传销的有关通告,并调整了打击传销工作领导小组的人员构成,上升为市委书记、市长挂帅,政法委牵头,35家政府单位直接参与,“最终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整治方案,在2年内完成了传销在来宾从‘天堂’到‘地狱’的转变,将‘传销佬’全部清走。”

执法队员查处传销窝点。  本图片均为来宾市打传办供图(除署名外)

数万传销者“入侵”,虚假繁荣与担忧情绪并生

陈志军已经记不清曾经租住在他家里的传销者到底是六个还是七个,他对这些人最后的记忆,停留在他们被打传队抓走时的狼狈身影。

在来宾市镇南社区,许多当年为收纳传销者而临时加盖的房子现在都已经闲置下来。   陈雷柱 图

陈志军说,传销者被抓走后就再也没回来,村里人曾租给他们的房子,在此后的几年间,再无人问津,传销者的到来与离开,都曾给这座城市带来巨大变化。

在来宾市河西社区,几乎每家每户的楼房都有五六层高,这其中大部分都是临时加盖的,现在都已被闲置下来。陈志军说,河西社区共有一万七千多名居民,但在2009年前后,共有六万多人曾居住在这里,他们当中大部分是来自外地的传销者,“有山东人、河南人、四川人、也有湖南人等,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,租房需求变大了,村民们就开始一层一层‘种’房子。”

“种房子”的现象在最初一段时期,一度成为传销者为来宾这座新城带来的最明显的变化,但变化远不止于此。

出租车司机刘师傅告诉澎湃新闻,来宾市是在2002年底开始建市的,到了2003年,街面上就开始出现三五成群的外地人,“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传销是什么,这些人宣称自己是到来宾投资的,所以在很多人看来,他们的到来是一件大好事。”

传销者为来宾带来的“好处”,很快得以体现。刘师傅说,随着传销者不断涌入,来宾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,“那段时间,床、蔬菜、被褥、灶具等价格不断飙升,蔬菜从原来的两三毛一路飙升到1元钱。只要是‘传销佬’用得着的东西,在来宾都比外地要贵得多,甚至有人为‘传销佬’量身定制了‘传销床’和‘传销凳’供他们居住和‘上课’使用。我们出租车虽然不敢随意涨价,但由于人多生意好,那时候的收入也比现在高出一千多元。”

这种来宾特色的经济生态,曾一度让很多当地人感到兴奋和满足,因此在最初一段时间,当地人对于传销者也并不排斥。但随着传销引发的社会及治安问题逐渐突出,在这种兴奋和满足背后,不少人也产生了恐慌情绪。

一名当地人士称,2004年在来宾曾发生了一起跳河事件,“当时具体是怎么回事,已经很少有人能说得清了,外界盛传的一个版本是,有人被这些外地人控制在出租屋里不让他走,后来这个人在逃跑的时候情急跳河了。也有人说,他是被‘传销佬’洗脑之后,将家人骗来最后搞得倾家荡产,跳河自尽了。”

上述当地人士称,这件事过后,传销一词开始传入人们耳中,并被人们所关注,这些活跃在来宾的外地人的身份也开始受到质疑,“他们自称是来投资的,但来了那么多人,来宾却并没有一家大型的企业或工厂出现。跳河事件发生后,又相继传出很多非法拘禁及诈骗案,政府开始打击传销。一些本地闲散人员听说政府在抓‘传销佬’,知道他们不敢报警,便开始抢外地人东西,这些治安问题开始让人们感到担忧,我们突然觉得来宾像是被这些‘传销佬’入侵了,但那时他们的数量已有数万人。”

打而不绝被称“传销天堂”,市政府下战书

来宾市第一次大规模打击传销发生在2006年。许多当地人对这一次打击行动记忆犹新,除了一批又一批传销者被遣返时的景象,还有他们返潮时的来势汹汹。

来宾市工商局副局长黄如涛告诉澎湃新闻,来宾市是在2002年12月28日建市,2003年初开始陆续有传销人员进入来宾,“他们选择来宾的原因是因为建市以后,来宾的中心开始转移到新城区,河西等老城区留下了大量的空房和空地,这里后来成为传销者聚集最密集的区域。而另一方面,来宾地处柳州与南宁之间,这种地理位置导致一旦传销组织在柳州和南宁遭到打击,就会向来宾转移。”

随着传销者在来宾势力的不断扩张,社会治安问题逐步凸显,2004年到2007年,来宾市因传销诱发的命案、绑架、非法拘禁等暴力刑事案件约有190起。当地政府及居民也逐步意识到传销所带来的危害。

2005年11月1日,《禁止传销条例》(国务院第444号令)正式颁布实施。黄如涛说,禁传条例的颁布,让来宾打击传销开始变得有据可依。

2006年10月,来宾市从各单位抽调执法人员打击传销,并举行千人动员大会。

2006年10月,来宾市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传销行动,先后从各个单位调动了1000余人参与其中,除了公安、工商、房管等政府单位,供电、供水、通讯、银行等企业也加入其中,来宾市委市政府试图通过对传销者的住房、通讯、水电、资金等方面的控制,压缩传销者的生存空间,达到彻底遣返的目的。

一名当地居民回忆称,2006年的那次打击力度很大,“短短几个月时间,城区周边的民房里面‘传销佬’一下子全搬空了。但很快,他们又都回来了。”

当地居民称,这次大规模打传确实曾在短时期内,让“传销佬”在来宾市消失了,但当时遣返的人员中,一部分从城区转移到郊区,更多的人在遣返途中就下了车,再次返回来宾。

此后的几年,也成为传销在来宾市最为猖獗的一段时期,到2010年前后,在整个来宾市,外来的传销者几乎占到城区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一,有近十万人之众。“这些‘传销佬’平时除了上课洗脑拉下线就没什么正事,在大街上,凡是看到三五成群说普通话的外地人,基本都是搞传销的,我们本地人一眼就能认出来。”当地居民说。

对于这次集中打传的失败,来宾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陈安军说,主要是由于来宾作为一座新城,此前缺乏城市管理经验,加之对传销活动的发展蔓延认识不足,导致传销者在来宾市短短3年间数量剧增,最终形成“遣而不散,打而不绝”的困境。

“传销天堂”的帽子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被扣在了来宾的头上,来宾已经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,但能够肯定的是,2011年8月11日经过媒体曝光后,这个名号开始响彻全国,也让来宾人蒙羞。

曝光事件发生后,来宾市政府很快出台了有关通告,建立起长效机制,要求全市从市委书记到社区干部,全部参与到打传行动中来。这份通告后来被当地人称为是来宾市正式向传销宣战的战书。

由于查处的传销人员过多,来宾市曾通过驻地部队,用军车将传销者遣返。

清退近10万传销人员,“传销天堂”成无传销城市

来宾市政府在2011年出台的这份打传通告以及随后建立的长效机制,最终使传销在来宾消亡,也让来宾彻底摘掉了“传销天堂”的帽子。

来宾市工商局副局长黄如涛告诉澎湃新闻,通告发出后,市委市政府对来宾市打传领导小组的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,由市委书记、市长担任组长,政法委书记、分管公安、工商的副市长担任副组长,35个成员单位直接参与,并下设了来宾市打击传销指挥部,由政法委书记担任指挥长。时任市委书记张秀隆在此后公开表态,要不惜人力,不计代价,彻底将传销从来宾清除出去。

来宾市打传工作领导小组调整后,在此前成立市打传专业队的基础上,兴宾区也成立打传专业队,两支打传队由公安、工商、检察院、法院以及水电部门抽调专人脱产负责,每个队约60人。

“这次调整可以说是一次革新,通过公检法的直接参与,我们可以在执法过程中确保程序的合法性及规范性,最重要的是,由他们来负责把关,确认执法现场搜集到的证据的有效性,这一作法对于后期追究刑责意义重大。”黄如涛说,传销人员被抓获后,由水电部门负责对其租住的房屋停止供应水电,防止其被遣返后再次返回。

许多人并不知道,在来宾市、区两级打传队中,有一支神秘力量,他们从未出现在现场执法,却是打击传销的重要一环——被称为打传队侦察兵的摸点队员。

梁天斌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。他告诉澎湃新闻,工作中他们负责寻找目标,跟踪和汇报,“我们是打传队的眼睛,为打传队提供精准的打击目标。一旦确认了目标的身份以及住所要及时汇报,等大部队赶到,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。”

黄如涛说,传销人员被抓获后,执法人员要继续挖上线,找头目,最终达到毁体系的目的,“根据打传工作领导小组要求,能追究刑责的要坚决追究刑责,不能追究刑责的,要进行行政处罚并送到教育感化点进行反洗脑教育,签了不再参与传销活动的保证书后再进行遣返。”

经过两年多努力,到2013年下半年,近10万传销者被从来宾遣返。与2006年的打传行动不同,这次他们被遣返后,再也没有回来。

2011年8月后,为促使群众参与打传,当地居民每家每户都存有一张无传销社区联系卡。  陈雷柱 图

黄如涛说,来宾在打传过程中,通过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并重,多角度的宣传教育感化措施,以及街道、社区的广泛参与逐步形成的“五个一”体系,“一张网,一个平台,一张联系卡,一份责任书以及一封公开信。除了前两项由政府单位负责外,后面三项则是发动群众参与,通过联系卡,让市民知道发现传销人员应该如何处置,一份责任书确保在来宾再没有人将房屋出租给传销者,而一封公开信则是从源头管控,传销人员被遣返前,我们会写一封信寄给他的家人,防止他再入传销歧途。”

2017年初,广西自治区打传工作领导小组授予来宾市“无传销城市”称号,这标志着在这场与传销的战争中,来宾市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。时任来宾市政法委副书记周湘华告诉澎湃新闻,“尽管现在‘传销佬’已经全部被清走,但2011年8月11日之后形成的打传机制,并未撤销,我们要确保打传工作搞得定、清得走、守得住。应该说,在打击传销的过程中,来宾做法是有值得借鉴之处的。但最终成败,取决于政府的重视程度与决心。”

(原标题:一座城与传销的战争:来宾市政府下战书,2年清走十万传销者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