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该减税了：中美税负和基础性成本比较

201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：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、降成本、补短板。2016-2017年，去产能和去库存基本完成，2018年去杠杆行至中盘、步入稳杠杆，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降成本和补短板，从以前的做减法“三去”转向做加法“一降一补”，这将是未来提升企业和民众信心、决定改革诚意的关键举措，也关系能否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改革成败。是该减税了，放水养鱼。

美国特朗普大幅减税，为什么我国迟迟未能大幅减税？我国税负高不高？中美的税负和基础性成本孰高孰低？我们此前强调，中美贸易战本质是改革战。本文旨在客观全面对比中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制度性原因，提出建设性的建议。

中美宏观税负对比：中国全口径的宏观税负（四本账）自2009年起高于美国，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占比持续提高，存在大幅减税降费空间。

1）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，政府占比偏高，居民占比偏低。纵向看，1994年分税制实施以来，政府可支配收入占比持续上升，近年略有下降；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从2009年起下降；当前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仅相当于2003年的水平。从横向国际看，我国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的占比（18.5%）高于美国（17.2%）和日本（17.5%），但低于福利水平较高的挪威（38.2%）、瑞典（32.3%）、芬兰（29.1%）和爱尔兰（22.8%）。我国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的占比61.6%低于美国（79.6%）、日本（75%）、德国（77.2%）和法国（73.7%）等。因此，我国收入分配的特点是政府高、家庭低。

2）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，财政收入/GDP比重上升至1980年的较高水平，减税呼声高涨。

3）我们在《中美税负和税制比较》中研究发现，2015年中国的全口径宏观税负为33.9%，略高于美国的33%，美国减税后预计减少宏观税负0.8个百分点/年，对中国产生压力。全口径的财政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、政府性基金收入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。

4）考虑中国社会保障的低层次和发达国家的高福利，中国宏观税负偏高，大量财政收入用于供养庞大的机关事业单位队伍和建设性支出。从财政支出结构看，我国医疗、社保与就业等支出占比近年来上升，但仍远低于美国，教育支出占比与美国持平，大量财政支出用于财政供养人员及基建。财政供养人员为6400万以上，财政供养人员/百万美元GDP在国际处于较高水平，为美国的4.8倍。虽然大部分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，但相当部分无效投资浪费仍不可忽视，民生支出虽然增长较快但基础薄弱仍有待提高。

中美企业税负对比：我国企业面临的高成本包括“综合税费成本”过高，以及行业垄断、服务业开放不足导致的基础性成本过高，高于美国。以前环境、资源、土地（招商引资无偿划拨）和劳动力成本较低可以弥补部分企业高税负成本，但随着环境和劳动力成本提高以及高质量发展要求，降低企业税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高。综合税费成本包括税收、社会保险费用、政府性基金和行政性收费、行政性灰色隐性寻租成本、办事难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等。

1）我国企业总税率（占利润的百分比）为67.3%，在世界处于较高水平，为美国的1.7倍。

2）社会保险（五险一金）的企业缴费率为43%，高于美国的13.65%。

3）行政事业收费项目仍保留较多，我国非税收入占比16.4%，美国联邦不足5%。

4）行政性灰色寻租成本、审批程序冗长、开办企业时间长等办事难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了营商环境的成本。中国营商环境世界排名78/190，企业开办时间为22.9天，为美国5.6天的四倍。

5）与执行政府指令导致的相关运营成本。

6）此外，我国企业面临着行业垄断、服务业开放度较低导致的高昂的土地、电力、天然气、石油、物流、融资等基础性经营成本，在国际竞争中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伴随人口红利的消失而衰减。我国汽油、柴油、天然气、电力、土地价格分别为美国的1.6、1.3、4.5、1.3和2.6倍。

中国企业负担高于美国的深层次原因：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，企业作为缴纳税费的主体；政府与市场边界、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，对地方政府的激励约束机制不足，政府规模较大、干预较多；过往不规范、不健全的预算体系，非税的自由裁量权大；社保欠账、统筹层次过低的社保体制，依赖企业和个人缴费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、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不足。

对策建议：加大力度减税、清费、降低社保缴费率，以国资充实社保，降低宏观税负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，带动消费和民间投资。降低宏观税负只是问题的一部分，根本的仍是全面推动改革开放，营造低成本的营商环境，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、事权和支出责任，精兵简政，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。

1）减税与税改相结合，从政策式、碎片化减税转向改革式减税，税制从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转型。建议增值税标准税率从16%逐步下调至10%，同时设置优惠税率6%，对月收入10万以下的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。个税改革短期实行综合与分类征收相结合模式，最终全面综合征收，减少不同收入类别的不公平征税，尤其要避免“劳动重税、资本轻税”。考虑不同家庭的负担差异，从个人转向家庭征收。建立免征额根据物价变化的动态调整机制，在增加养老、医疗、教育和住房专项扣除的基础上，将最高边际税率从45%降至35%，将7级超额累进减少至5级，扩大级距。企业所得税进一步下调税率至22%，提高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比例。

2）继续清理费用，压缩全国性及广东、广西、上海、新疆、甘肃等行政性收费项目较多省份的非税收入。

3）降低社保缴费比率，建议养老保险从当前19%下调为10%，医疗保险从8%下调至5%。

4）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，梳理政府职能，压缩事权和支出责任，精兵简政。改善财政支出效率，向社会保障领域倾斜，解决医疗、住房、养老和教育等问题，促进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。

5）全面推动改革开放，推动土地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和服务业开放，强化竞争，降低基础性成本。

6）优化地方政府考核体系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。

7）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，促进行业平稳健康发展，降低相关地价、房租等成本。

政策选择及利弊分析：中美间的竞争实质是改革的竞争，从政策效率看，结构性改革优于单纯的减税，减税优于基建，基建优于货币放水刺激。我们认为，推动供给侧改革，减税清费降社保是当前的最优选项，将资源从政府转移到居民和企业部门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，虽见效慢，但放水养鱼，更可持续更长远，受惠群体更加广泛。次优选项是基建，但要增加有效投资，往人口、产业流入的区域增加投资，增加地下管廊等“看不见的投资”，避免消费性的楼堂馆所建设，发挥公共投资的正外部性效应，但由于涉及利益链条及财政投资的挤出效应，要慎重行之。最差的选项为货币放水刺激，导致产能过剩、债务和杠杆高企，资产价格泡沫，进一步扩大收入分配差距。

作者任泽平为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（副总裁）兼研究院院长

（原标题：是该减税了：中美税负和基础性成本比较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