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性看待农商行资产质量下滑

因资产质量下滑、不良贷款率高企，部分农商行再次被推向舆论的“风口浪尖”。那么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究竟有哪些？如何理性、客观看待这一现象？农商行又该怎样带着问题前行？

据笔者了解，就目前已暴露的部分农商行资产质量问题来看，其原因既有“先天不足”也有“历史包袱”，同时还与近期“统一不良贷款划定范围”的监管要求有关，这让农商行之前未被划入不良贷款的隐性风险得以提前、充分暴露。

因此，应理性看待部分农商行资产质量下滑，对此既要高度重视，又不应过度渲染恐慌情绪。

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，贵阳农商行2017年末的不良贷款率由年初的4.13%飙升至19.54%，拨备覆盖率从161.25%下降至34.15%，资本充足率由11.77%变为0.91%，后两者均大幅低于监管指标。此外，山西侯马农商行、山东邹平农商行、山东寿光农商行等多家机构也被指出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。

7月对于部分准备上市的农商行来说也十分不平静。7月2日，青岛农商行在上会前夜被证监会取消上会审核，7月9日，浙江绍兴瑞丰农商行也在上会前夜被“暂停”，市场认为这多与其资产质量问题有关。

仔细分析不良贷款高企背后，其直接原因是监管统计口径调整，“强监管”旨在将隐性风险显性化，鼓励商业银行充分、真实暴露风险，并主动处置、化解风险。

此前，部分商业银行没有将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全部列为不良贷款，由此造成各家银行认定不良贷款的标准存在差异，进而导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偏离度过大，无法准确识别风险。

为了真实反映资产质量，监管层新近要求，在贷款“五级分类”统计中，银行需将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至少计入“次级”。所谓“五级分类”，即把贷款分为正常、关注、次级、可疑、损失五类，后三类属于不良贷款。由此一来，上述类别的逾期贷款被全部纳入不良贷款，对于此前未执行此要求的农商行等小型银行来说，相当于不良贷款划定的范围扩大了。

因此，部分农商行不良贷款高企并非其资产质量出现了“迅速恶化”，而是根据监管要求将风险进行了充分暴露，从长期看有利于农商行的经营改善与转型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，监管统计变化这一“外因”并不能掩盖农商行长期存在的经营难题，其不良率高企的“内因”更值得深思。

首先，我国农商行长期以来存在“先天不足和“历史包袱”。从历史维度看，我国农商行发展前后经历了农信社、向农合行农商行改制、农商行市场化转型三个阶段，在此过程中，原有的不良资产并未得到充分化解。为此，相关监管部门也出台了诸多政策，支持农信社化解历史遗留风险，更好地助力农村金融。

其次，农商行市场空间有限，业务模式单一。农商行的成立初衷，就是立足农村、服务县域经济，但这也造成其贷款投放的行业集中度较高。笔者曾赴多地的农商行调研采访，发现其贷款多投向当地的制造业、农林牧渔业，区域集中、行业集中，而这两个行业近年来信用风险上升，受经济结构调整影响较大，加之农商行贷款对象多为中小型、微型企业，此类企业抗风险能力弱，上述因素都导致农商行的资产质量会相应产生较大波动。

再次，部分农商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待完善，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，其资本金较低、股东结构较单一，风险防控机制存在缺陷。

那么，在认清农商行经营现状与困境的同时，应如何促使其稳健前行？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。

一是进一步丰富金融产品，改变过度依赖资产扩张的外延式增长模式。具体来看，农商行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，发展“商行+投行”投贷联动模式，做精做优投行业务、资管业务，为辖内中小微企业提供涵盖融、债券承分销、财富管理、支付结算等一站式服务，从而缓解农商行的资产端、负债端压力。

二是适时引入市场资本，一方面缓解业务扩张带来的资本金压力，一方面通过资本化运作优化公司治理结构。

三是摒弃同质化竞争，探索自身的差异化、特色化经营优势。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，农商行应继续深耕本土、服务中小微企业，同时着力探索零售业务创新，融入当地居民、商户生活，搭建更多的金融服务场景，推进刷卡消费、个人理财、资金结算等业务发展。

（原标题：理性看待农商行资产质量下滑）